清朝初期的帝王，为何死后都是火葬？

火葬是满洲的旧俗，也就是在人去世以后，在荒野之中，用木材等易燃物将遗体焚化，满洲人之所以***取这种安葬的方式，主要是因为早期的满族人常年征战四方，迁徙不定，在先辈去世后，后人不忍远离，就***取火化的方式，这样就可以将骨灰随身携带，用这种方式来寄托对先辈的哀思。而清朝早期的帝王也是沿袭这种风俗习惯，继续***取火葬的方式，其中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和顺治三人都是实行的火葬。

对于清朝早期的丧葬习俗也有一定的规矩，特别是***的丧葬礼仪是严格按照身份地位的高低来执行的，在《世祖章皇帝实录》中就有明确的记载：

和硕亲王薨，停丧于家，俟造坟完方才出殡，期年而化（即火化）；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，七月而化。固山贝子以下、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，五月而化；官民停丧一月出殡，三月而化。火化后的骨灰先盛在布袋或锦袋中，然后置于瓮罐内，再埋于地下。

这里边记载着不同的等级，在死后停丧的时间也是不同的。

当时为了区别地位的尊卑，皇帝的骨灰罐装在金或银制的宫殿式器皿内，称作宝宫。

皇太极于崇德八年（1643年）八月九日，在沈阳清宁宫驾崩，据相关史料记载，皇太极的梓宫停放在崇政殿内，到九月二十一日，将其梓宫迁于昭陵，到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八月九日，也就是皇太极去世一周年时，才为皇太极举行安葬祭礼，根据《清世祖实录》：“酉刻恭奉宝宮安奉”，在这里就由原来的“梓宫”改为了“宝宮”。 “梓宫”是指装殓帝后尸体的梓木棺椁，而“宝宮”则指安放皇帝骨灰的器皿，这就是说，皇太极是在安葬的时候才火化的。

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顺治皇帝也是实行的火葬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正月初七，顺治皇帝病死在养心殿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二月初二，顺治的梓宫从紫禁城奉移到景山的寿皇殿内暂安。据记载，四月十七日，在顺治停灵百日后，由顺治的师兄茆溪森和尚亲自为顺治遗体秉烛火化的。顺治的骨灰后来葬入清孝陵。

君王死社稷的崇祯帝，是如何葬于明十三陵的？

比起煤山上慨然自尽的悲怆，更见证崇祯帝一生失败程度的，就是他被葬入明十三陵的过程。

因为，就是在北京城沦陷，崇祯帝悲情自尽后，那些崇祯帝生前无比信任倚重的明朝“精英”们，就纷纷露出了丑陋嘴脸。先是崇祯帝自尽的当天，即公历1644年4月25日，崇祯年间位高权重的襄城伯李国桢，就颠颠在城门口迎接李自成大军入城。崇祯的掌印太监王德化，更抱着宫中印玺跑到李自成身边邀宠。两天以后，京城的留守官员们，更集体跑到午门听用。这些崇祯生前无比信任的“精英”们，没一个在乎崇祯死活。

当然，他们不在乎，李自成不能不在乎，杀进北京城后，就不惜重金撒网找崇祯下落，终于在两天以后，找到了煤山上崇祯帝赤脚自缢的尸骸，还有“勿伤百姓一人”的遗言。场面之凄然，叫李自成等农民军高层们，也是忍不住嗟叹了几声。

但是，当嗟叹后的李自成，把崇祯帝的尸体挂在东华门示众时，更丑陋的场面又发生了：那些目睹此景象的官员们，除了少数人哭拜外，绝大多数官员，竟然都是装看不见似的冷眼而过。崇祯生前亲自选拔的状元周钟，这位成日标榜“忠孝”的复社才俊，竟公然朝着崇祯尸首翻白眼，然后就满脸讨好的去拍李自成的马屁。其***丑态，正如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的一声怒斥：尚何面目偷息于天地之间！

最后还是京城的百姓看不过去，在东华门集体痛哭，请求农民军给崇祯帝料理后事。李自成这才以一副薄皮棺材的“恩典”，派挑夫把崇祯帝尸骨抬到昌平安葬。可生前勤于国事的崇祯帝，连自己陵墓都没修，只能挖开田贵妃的墓凑合一下。由于农民军“拨款”有限，居然连挖墓的工钱都不够。以至于民夫们都差点撂挑子走人。好在当地士绅们凑了点钱，才算把崇祯帝埋了进去。否则这位至今拉够同情的亡国之君，很可能就被弃尸荒野。

也只是因为这番操办，原先的“明十二陵”，就变成了今天的“明十三陵”。而在这场大明亡国之君的祭奠过程里，先前的明朝大小官员们，大多也是能躲就躲。少数不要脸的，更是不忘了泼脏水，比如崇祯生前极度信任的内阁大学士魏藻德，就跑到农民军面前，破口大骂崇祯帝“无道”。其义正辞严的模样，敢冲崇祯尸骸翻白眼的周钟见了，都要自叹不如！

如此丑陋表演，连见惯征战杀伐的农民军军官们，都忍不住犯恶心。抢先卖身投靠农民军的那帮“精英”们，比如襄城伯李国桢这类勋贵，各个都被抄家灭门，财产全被农民军收缴。至于大骂崇祯“无道”的魏藻德呢？不但被农民军下牢狱拷打，而且连农民军大将刘宗敏，都逮住他一顿耳刮子：崇祯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竟然说他无道？

据《流寇志》、《国榷》记载：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二十二日，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遗体。太监们奉命用门板抬下尸体，与周后的尸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巷的芦席棚内；之后不久，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，以土块当枕头，安放帝后尸体。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，四五个太监守卫。

文武大臣中前往哭临先帝的不过二三十人，不少昔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大臣，此时摇身一变，扬鞭策马而过，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。在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如李自成。李自成虽然造反，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、人情世故，下令改殡大行帝后，为先帝的梓宫刷上红漆，为周后的梓宫刷上黑漆，并为思宗换上翼善冠、衮玉及渗金靴，为周后换袍带。一切殡殓事宜都按照帝后的规格进行。

安葬

顺天府府尹奉李自成集团之命赶赴昌平州，筹划安葬帝后梓宫事宜，拨夫造圹。帝后梓宫于四月初三日发引，初四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。据说发引那天，只有太子、二王前往东华门送行，百官无一执绋者。李自成集团让昌平州出钱安葬崇祯，但昌平州没有经费。

当时的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、省祭官赵一桂联络了10位当地士绅聚资将崇祯皇帝安葬。这10个人到底是谁，几百年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后来，在昌平小营村发现一块“明守备王政行墓碑”，记载了墓主人王政行为十人之一。其余9人为：刘汝朴、王汝朴、白绅、徐魁、李某某、邓科、赵永健、刘应元、杨道。刘汝朴、王政行二人在《光绪昌平州志》中有传，余者不详。

《肃松录》、《日下旧闻考》中提到了赵一桂写了一篇《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陵寝事》，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崇祯帝安葬经过的宝贵记录。明史专家樊树志先生所著《崇祯传》中也引用了此文。特为读者朋友们转录如下：

……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，遭际都城陷没，故主缢崩。至三月二十五日，顺天府伪官李纸票：“为开圹事，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，速开田妃圹，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。四月初三日发引，初四日下葬，毋违时刻，未便。”

彼时州库如洗，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因葬主限迫，亦再三踌躇。卑职与好义之士孙繁祉、白绅、刘汝朴、王政行等十人，共捐钱三百四十千，雇夫启闭。其圹中隧道长十三丈五尺，阔一丈，深三丈五尺。督修四昼夜，至初四日寅时，始见圹宫石门。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入内，享殿三间，陈设祭器，中有石香案，两边列五色绸缎，侍从宫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在大红箱内盛贮。中悬万年灯三盏。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，铺设栽绒毡，上迭被褥龙枕等物。又开二层石门入内，通长大殿九间，石床长如前式，高一尺五寸，阔一丈。田妃棺椁即居其上。

初四日申时，候故主灵到，即停于祭棚内，陈猪羊金银纸扎祭品，同众举哀祭奠下葬。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，即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右，次将周后安于石床之左，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。田妃葬于无事之时，棺椁俱备，监葬官与卑职见故主有棺无梆，遂将田妃之椁移而用之。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品毕，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，遂将二座石门关闭。当时掩土未平，尚未立塚。

至初六日，率捐葬乡耆等祭奠，号泣逾时方止。卑职差人传附近西山口地方拨夫百名，各备掀掘筐担，舁土筑完。卑职同生员孙繁祉亦捐资五两，买砖修筑周围塚墙，高五尺有奇……

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为赵一桂这篇文章写了一则按语，不仅证实了它的真实可信，还补充了一些细节：

“思陵葬日，仁和（杭州）龚光禄佳育流寓昌平。地宫例书某帝之陵，合以石块，奉安梓宫之前。时仓卒不及砻石，以砖代之，钤之以铁，乃光禄（龚佳育）所书也。光禄尝为予言：圹始开，入石门，地甚湿，其中衣被等物多黝黑，被止一面是锦绣，余皆以布。长明灯油仅二三寸，缸底皆水。其金银器皆以铅铜充之，当时中官破冒，良可憾也！”